【论文】中美情报转型与理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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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中美情报转型与理论变革 

作者:赵冰峰 

网络首发日期:2019-09-12

引用格式:赵冰峰.中美情报转型与理论变革[J/OL].情报杂志.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190911.1124.008.html

摘要:

[目的/意义]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情报学界应该为国谋略,为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提供战略性解决方案。

 

[方法/过程]

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对美国情报新政策、美国安全情报理论发展状况、中国情报变革、中国情报理论发展等进行了研究。

 

[结果/结论]

研究认为,中国在加速情报转型的同时,应推动中国情报学派向科学化研究的范式发展,推动情报理论走“先体系化、后科学化”的道路,并在安全情报理论基础上依托情报功能模型来构建国家情报学,从而集中研究方向,为中国国家情报力量的国际化发育、科 学化运筹、网络一体化治理等提供战略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情报转型;美国安全情报理论;中国情报学派;科学范式;国家情报学;情报功能模型

中图分类号 G350D815.5

Sino-US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andTheoretical Innovation

Zhao Bingfeng (Beijing Hejun Consulting Co.Ltd., Beijing 100101)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TrumpAdministration oftheUnited Stateslaunched an offensiveagainst China,which hadahuge impact on China. Chinese intelligence scholars should provide strategicsolutions for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thod/ Process]This paper studies the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States, using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Result/Conclusion]In the period of Chinahaving accelerated the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School should adopt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construct the NationalIntelligence Science based on Intelligence Function Model. This can promote th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operation of China’s nationalintelligence forces.

Key words:Trump government;nationalintelligence reform;the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theory;Chinese intelligenceschool;scientific paradigm;national intelligence science; intelligence functionmodel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关税问题上首先发难后,对中国的国际贸易、石油进出口、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金融汇率等连番动作,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国家安全力量该如何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从美国出台的情报新政策以及情报学界发展状态开始研究,认为中国在加速情报转型的同时,应加速中国情报学派向科学化研究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中国国家情报力量的国际化发育、科学化运筹、网络一体化治理等提供战略性解决方案。

 

1、从反恐转向控制世界经济的美国情报新政策

2017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上台伊始就宣布实行他竞选时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目标,在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点强调了“美国优先”政策在国家安全理念、区域战略、大国战略等方面的全面部署,重新回归与中俄等大国的竞争,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强调网络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强大支撑作用[1]。

在其2018年发布的《国家情报战略》中,首次将“adva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economicstrength,and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提升国家安全、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作为指导原则[2]。而在团队任用上,特朗普与软实力政策支持者分道扬镳,重用对华强硬派人物华尔街银行投资家斯蒂芬·班农和经济学作家彼得·纳瓦罗,启动对华贸易战,全面推出以全球经济博弈为核心的新型的国家情报政策。

这是美国从二战时期以军事手段对抗苏联,冷战时期以文化与政治手段对抗苏联之后,首次采用大规模的经济科技手段来对抗世界性大国———中国。

当然,对抗手段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在治理世界性大国冲突中,其军事与政治的效能在迅速降低。在任务层面,美国放弃以反恐怖为牵引的国家情报力量部署结构,宣布消灭ISIS[3],把情报力量重点转向中、俄等民族国家,并大幅增加海外人力情报力量的部署[4]。

很显然,由于占有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中国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迎来一场针对中国经济体系及其全球供应链系统的特殊的情报战争。从美国2018年以来的在比利时引渡中国“经济间谍”人员、对中兴通讯公司实行制裁并派驻超级监督员、在加拿大跨国拘捕华为公司副总裁孟晚舟、与中国政府进行关税与贸易谈判、率领华尔街资本大规模抄底中国股市[5]等现象来看,美国将在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情报活动中,将大量使用以长臂管辖为核心的跨国执法手段、以“汇率、关税、投资、贸易等”为框架的经济操纵与外交谈判手段,以及围绕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科技限制手段,从而在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体系中,重塑美国霸权结构。

2、 基于遏制战略的美国情报理论体系还处在理论困局当中  

情报理论是观察国家情报转型的重要窗口和重点领域。美国情报学界的理论创新实质代表了美国情报界的转型方向,观察美国情报理论的创新状况就能够基本掌握美国情报界的未来运行规律。正如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威廉·诺尔特教授所说,新的对手已经产生,但美国情报界和理论界就如何在新的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改革,还是一个巨大的疑问[6]。

2018年,美国情报学界曾组织了一次“发展中的情报理论”的大讨论[7],结果认为,西方的研究者局限在美英等主要的英语世界国家,多年来理论创新几乎停滞,情报问题局限在安全情报领域,情报定义缺乏统一,情报循环模型已经过时,要构建统一的情报理论体系几乎不可能。讨论结果也产生了不少新思想,比如建议强化情报学的本体论研究、提高情报界“讲故事”的能力[8]、推进情报理论的东西方融合等。我们曾经做出判断,如果世界形势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的情报学研究仍将维持在当前比较平稳发展的状态[9]。

现在,由于特朗普政府实行了新的以控制世界经济为核心的情报政策,并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还增加了情报预算[10],这种新动能会推动美国情报学界从稳态发展中爆发吗?从结构上看,美国现代情报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张,即基于冷战起始的遏制战略(1945-1953),再吸收苏联对外宣传和输出革命两个基本经验基础上,依托和平演变政策框架(1953-1991),逐步构建起了适合自身实力和需求的理论体系,从诞生起一直延续至今。

其特点包括:

(1)形成了以情报循环和情报流程为主体的国家情报运行体系标准和制度,包括情报流程、情报术语、情报制度规范等;

(2)构建了丰富的情报分析方法论体系,从肯特的科学研究到结构化情报分析方法论集成,再到战略情报分析的“讲故事”,不断提高人机结合的效率,优化群体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情报分析的战略作用;

(3)构建和实践了以隐蔽行动为主体的情报行动方法体系,从冷战时期艾伦·杜勒斯的隐蔽行动(CovertAction)到当代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的情报活动(ActivityBased-Intelligence,ABI),不断深化理论根基,并在解体苏联基础上,衍生出战略传播、软实力、反恐怖等多元化的国家政策与实践模式;

(4)强化了情报监督和制度建设研究,在限制秘密活动和强化公众宣传方面生产了大量成果;

(5)特别重视情报技术的变革,围绕美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与网络智能作战等,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技术系统。

而这些理论主要依托于庞大的美国情报基础设施,包括赢得二战和解体苏联的国家声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监控全球的卫星系统、控制人类数据生产的数据库和操作系统、掌握人类交流信息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塑造人类意识形态的国际传媒体系、调控全球人力技术与资源的国际金融体系等。

但是,美国情报理论的创新受到大量的制度因素、现实条件和现有理论结构的制约,主要包括:

(1)情报界的议题是被动设置的,情报议题的管理和挖掘被政府决策层垄断,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治理下,美国情报界除了等待领导层提出任务要求外,自主创新空间较小;

(2)美国现有的情报理论体系中,未将客体(情报客体包括情报对手和情报对象)纳入逻辑模型,情报对象被人为遮蔽,导致各类情报工作方法包括情报搜集、分析与行动之间互相割裂,缺乏整体的结构性关联;

(3)美国行动机构中央情报局的核心能力以政治颠覆、经济攻击、战略传播等为主,能否在控制全球经济和产业链中发挥其指挥和引导作用,取决于其组织变革特别是领导层变革的最终效果;

(4)由于在情报逻辑模型中排斥了情报客体,情报研究处于单向度状态,导致美国各大情报力量的部署和运筹与中俄等大国的国际冲突还不相适应,大量情报力量发生错配;

(5)由于情报议题的被动性、情报功能的割裂性和情报力量的错配性,美国各大机构的情报协同和联合作战能力有待提升,仅仅依托技术层面的信息融合,难以实现情报体系的集成;

(6)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塑造能力随着美国国力的下降在持续衰退,美国情报界和情报学界出现了巨大的战略迷茫和情报困境,包括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特雷弗顿(Gregory F. Treverton)、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助理局长的威廉·诺尔特,以及美国兰德公司等,都不无忧虑地阐述了这种困境。

因此,从这些制约因素看,美国情报理论的爆发(实质代表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转型)并非一件易事。

3、 国家安全活动等级的提高加速中国国家情报体系的变革 

由于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被动地提高了活动等级,中国国家情报体系正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

自********以来,中国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制度,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制定并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在重点领域建立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全方位开展了国家安全治理工作。

特别是2017年出台《国家情报法》,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和军队情报机构为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强化了国家情报的保障机制,围绕中美等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保护、国内反间防谍等,开展了全方位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理论上,中国安全治理重点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主张,提出积极防御策略和塑造安全环境等创新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热烈欢迎。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国家情报力量的国际化尚未完成,国家情报体系的网络化尚在摸索当中,国家情报治理的一体化还在推进当中,中国在处理美国关系特别是经贸问题和科技交流问题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依然较大,国家安全与情报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中国国家情报体系的变革还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特别是情报理论的破题必须加快速度。 

4、 中国情报学派正从经验范式研究转向科学范式研究   

2016年我们提出了“中国情报学派”的概念[11],认为它的崛起具有世界意义,必将会成为世界情报历史上的一颗明珠。3年来,中国情报学派越来越活跃,在学科体系、美国机构跟踪、分析理论、国际化、舆情、法制、技术、威胁情报、历史、思想、反恐、犯罪、军事等研究领域成果迭出。在学派人物思想方面,我们曾特别研究了“因敌变化”思想、战略欺骗理论、中国情报学框架和Intelligence与Information融合思想[12]。

近年来,情报感知与情报生态的研究取得了进展[13],商业情报分析理论趋于完整[14],情报3.0技术理论逐步完善[15],军事情报理论[16]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体系[17]等基本成熟,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体系已出版发行[18]。其中的中国情报学理论(Intelligence Studies)、 军事情报理论(MilitaryIntelligence)、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学理论(Intelligence Science),逻辑体系与学科框架已非常完整。

在学派的理论深度上,根据何新(2015)将人类思想分为直观、反思和哲学三阶段的论断,我们认为:记录、实录、回忆录是直观形式,大量故事性的情报历史是直观类思想;在著作者历史记录的基础上增加了直观判断和评价的,或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属于反思形式,在这方面以郝在今先生为代表的中共情报历史学派的作品最为丰富,类似于英国安德鲁教授(Christopher Andrew)为代表的西方情报历史学派;而以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秩序为依据,通过概念系统演绎主客观规律的,属于哲学形式,比如张晓军将军从古代情报思想史中提炼的“因敌变化”概念[19],以及把情报活动总结为冲突关系下的主客体和认知中介组成的元模型等。

而从中国情报学派在世界性的宏大叙事中,尚不能够独立地、系统地构建起情报概念体系来判断,中国情报学派整体上处于理论发展的“上升阶段”,接近于由反思到哲学的惊人一跳。从学派使命上分析,中国情报学派在阐释中西方历史与思想、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构建中国现代新理论三个方面,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但理论的构建还需要在破解重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生发起来,在完善学科体系和升级学科教育的同时,强化理论本身的建设。特别是在情报理论构建中,要重点将现实问题凝练为理论问题,比如将“一带一路”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转化为情报力量的国际化[20],在此基础上,应用概念体系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以此构建起比较完整的情报理论。

为应对美国情报新政策带来的冲击,中国情报学派应以反对美国全球霸权、反对美国政治颠覆、反对美国经济和科技控制为研究核心,在理论上寻求确保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可行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将国家情报体系当作一种现实的力量来研究,研究它的发育和发展问题,包括情报体系国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部署、工程建设、科学运筹、系统调控、冲突治理等[21]。

【培训】执法情报分析师培训课程框架(初稿)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也包括犯罪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现在命案等暴力犯罪较十多年前有了大幅下降,但是网络诈骗、通信诈骗、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金融诈骗等涉案人员众多、受害人众多的案件不断增长

这些问题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主要来自美国的以情报循环模型为核心的部门情报理论范畴,需要引入军事冲突理论、物理场理论、数学运筹学等,需要采用物理模型、数学模型、计算统计、实验模拟、可视化、系统工程、运筹优化、指挥控制等方法,把情报研究的经验范式(Intelligence Studies)升级为情报理论的科学范式(Intelligence Science)。

5、中国情报理论应走“先体系化、后科学化”的道路

为了集中研究力量,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门、公安情报部门、军队情报部门三大国家情报部门的力量,建议中国情报理论研究走“先体系化、后科学化”的道路,在构建统一的概念体系基础上,强化科学探索,发掘科学方法。

体系化是科学化的基石,没有体系化,科学化会因无法概览实践全貌而无法推进;科学化是体系化的优化和提升,没有科学化,体系化只能停留于粗糙和过时的状态。

在情报理论的体系化方面,我们可以学习世界情报经典人物在创建情报理论体系中的方法和原理。比如,孙子开创了“间、计、谋”为框架的情报方法体系,毛泽东开创了调查、宣传和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情报统战方法体系,谢尔曼·肯特开创了战略分析为核心的情报分析方法体系,艾伦·杜勒斯开创了隐蔽行动理论体系。

这些方法论体系有的用于处理国家层面的问题,结构比较完整,方法比较协调,如孙子兵法、情报统战方法等。有的用于处理部门层面的问题,只具有局部意义,比如美国以情报分析和隐蔽行动为核心的安全情报理论基本就是模块化的,每个模块代表了每个部门的工作机制,而模块之间由于缺乏统一的哲学根基,导致情报部门在国家层面的协同性较差。

中国情报理论的体系化应在部门理论基础上,向前构建情报元理论,向后构建国家情报理论,在研究古今中外情报历史与思想基础上,重塑情报部门工作模型,构建以侦察、分析、设计、行动、组织、控制等一体化的逻辑模型,无论是安全、公安、军事、外宣、科技、经济、国际甚至微观市场经济等部门,都可以与情报元理论体系和国家情报理论相通达。

在情报理论的科学化方面,我们应引入新的概念与方法,以提升理论水平。情报活动自战争起始,一直给世人以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情报体系自身难以掌握军事、政治或其他属性冲突,始终处于国际冲突或国内冲突的被动地位。我们应采用科学方法来认识情报活动与冲突规律,利用理性工具改造国家对情报力量的使用模式,在美国谢尔曼·肯特首创的情报分析科学化道路之后,继续开辟侦察、设计、行动、治理等领域的情报科学化进程,最终使情报

体系成为可控的力量,使得情报活动成为必然的过程。

在这方面,可参照军事运筹学和军事工程理论,构建以“冲突寅场寅运筹”(CFO)为逻辑框架的科学范式,以系统论和冲突论为视角,将国家情报体系各模块的因果关系、表里关系及数量关系,表述为一个整体结构,主张通过系统调控来抑制冲突或激励冲突,进而调控对手,塑造格局[22]。

这种科学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以冲突为根基,解释和分析情报与冲突的互动关系;

(2)以场论描述和重构情报过程,实现情报活动的显性化;

(3)以运筹理论分析指导资源部署和组织治理,实现情报组织与资源的可控性;

(4)这种科学范式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单视角研究模式,将情报目标和对手纳入统一的情报逻辑框架,将影响和刺激对手作为情报活动的核心内容;

(5)这种科学范式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情报力量发育、情报体系运筹与世界塑造格局等问题,具体包括如何跨越全球霸权体系、对现有国际秩序实施积极影响、提高国家安全与情报投入的效率与质量等。

6、将安全情报学升级为国家情报学

安全情报是国家情报的主导活动,是由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的认知对抗活动,目的在于确保国家政权稳定[18]。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安全情报工作。研究安全情报的理论有多种命名,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为Intelligence Studies,在中国情报学界则被命名为安全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等,而更多的时候被冠以情报学、谍报学等名义。然而,情报学科命名或理论命名,涉及该学科或理论要解决什么国家安全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由那些机构来解决问题。

作为一门专业研究国家安全治理特别是国际安全治理的学科,以往的安全情报学(尽管是主流的和主体性的理论体系)存在部门理论的缺陷,较多关注情报收集、情报分析、情报行动、决策服务、情报技术、法制监督、学科教育等部门工作和部门治理领域,而较少关注国家情报力量的建设与发育、国家情报力量的全球部署与优化、国家情报力量塑造全球格局等国家情报工作的重点领域。

特别是中国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规定了开展国家情报工作的权力机构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情报机关和军事情报机关三大部类,这就在国家意志层面扩大了国家安全治理的权力机构和国际安全治理的主导机构。

因此,我们必须将传统的安全情报学升级为国家情报学,以此来适应国家安全的治理需要和国家情报工作的制度要求。我们认为,国家情报学是一门以国家情报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内容或学科框架至少应包括国家情报与国际冲突的规律、国家情报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国家情报机构应该具有的职能与属性、国家情报力量的发育、国家情报体系的运筹、国际格局塑造、主要对象国家的情报运作规律,以及国家情报治理等,如图1所示。

其中,国家情报力量的发育主要研究国家情报力量由小变大的形态构造和功能培育过程,重点根据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情报机构规模的扩张和情报能力结构的形成;国家情报体系的运筹主要研究情报力量的部署和运作问题,重点依照情报职能(包括情报侦察、情报分析、情报设计、情报行动等)对情报力量整体统筹和对外使用;国家情报的格局塑造主要研究情报实践如何塑造情报客体和环境,重点依托国际地缘进行布局,对情报力量进行科学规划与运筹调控,以影响舆论、引导政治、引领经济、变革文化等;国家情报的安全防御即国家情报工作中的反情报,是通过各种安全保卫措施,从人工侦察防御、技术侵入防御和破坏活动防御等维度对侵入力量进行打击。

因此,国家情报学属于一般情报学的范畴,是安全情报学的升级。在国家情报学范畴中,国家情报的部门工作得到了统一,国际安全治理能够实现科学化统筹,以此实现对世界格局的塑造。

7、构建面向国家的情报功能模型

在国家情报学中,情报工作应该遵循情报功能模型(Intelligence FunctionModel),以替换传统的服务于部门协作的情报循环模型,如图2所示。

情报功能模型的实质是面向国家的情报体系运行架构,

(1)它具有内部组织一体化属性,即所有的国家情报部门都服从于统一的目的,资源将得到统一配置和部署,任务将获得协调一致,不再需要特殊的融合安排来防止内部割裂;

(2)它具有目的属性,是直接围绕情报问题或情报对象本身的逻辑方法,它不需要通过内部分工与作业之后,在逻辑上还原出情报问题本身和重构情报对象;

(3)它具有内外联动属性,覆盖了情报体系的内部维度,也覆盖了情报体系的对象与对手维度,因而具有治理冲突的全局视野;

(4)它为情报体系进入全面的

科学化治理阶段提供了基础框架,使得情报体系及它所要处理的内外部冲突都能够做到可控和可调节;

(5)它实质是将情报部门统一为一个总体,构成完整的、体系化的国家力量,因而具有典型的国家情报属性。因此,情报功能模型将重构传统的情报体系,替代情报循环模型成为新的国家情报运行逻辑,并成为国家情报的主体逻辑,以迎接情报科学时代的到来。

8 、结论 

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格局再次面临着深刻的变局,而中美关系是这个变局中最大的变数。中国情报学界的战略使命就是密切关注世界动向,重点研究美国情况,积极为国家提供战略方案,在完成自身理论变革的同时,推进国家情报转型,以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

我们的目的不仅在于构建一套体系化的理论, 更在于寻找和发现适合中国国家情报力量建设与发展 的可行路径。

这首先需要我们打破对维护帝国霸权的 西方情报理论的迷思,依托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 神,构建具有科学与理性的思想体系。 

然后,着眼世 界,应用科学运筹、网络一体的模式来构建国家情报力 量,依照权变、集中优势等思想,发挥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人力、军事等全方位的力量,与世界各国人民共 同塑造国家安全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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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冰峰(ORCID:0000-0003-1943-8603),男,1978年生,独立学者,从事国家情报、情报理论等研究,出版《情报论》《情报学》,担任 《情报杂志》《竞争情报》等期刊编委。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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