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情报史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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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活动与事件中寻求历史现象的意义及其发展规律,并非一件易事。然而,这种意义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并对人类具体的历史活动与历史事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值得重视和研究。情报史研究是建立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上,是在对情报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人物、活动与事件等各种情报现象与规律的探讨中兴起的。

1、情报史研究的兴起

无论是作为情报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情报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大量的情报活动与情报现象,为情报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历经百年,情报现象终于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情报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也沿袭了历史研究的诸多理论与方法。情报实践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情报理论作指导,情报理论的科学性就要看它对情报实践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的总体把握。


因此,总结情报学领域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意义,是情报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情报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学者们多以“情报学源于文献学”为定论[1]。从1895年“国际书目学会”(IIB)成立算起,至今才有一个世纪的发展史,人们对情报学的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情报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因此还没能为情报史研究提供足够多的基础与材料。


但是,对一门学科历史的研究,即研究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学科发展进行总结与概括,是该学科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以后的学科理论发展与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情报史研究的沿革

情报史研究最早源于情报学领域内的学者们对情报事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其中包括情报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情报学本身所涵盖的内容:情报学术思想史[2]、情报学史[3]、情报事业发展史、情报学说史、情报人物、情报技术发展与情报机构建设沿革等情报学各专业史的研究,它们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早期情报学理论研究领域内,无论是当时被称作文献学家还是后来被誉为情报学家的学者们,最初的研究中更多地专注于情报学理论的新发现与新发展,而情报实践也更是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


这说明,一方面情报学理论建设方兴未艾,情报实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整个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还没有达到需要回顾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


然而,回顾与总结,恰恰是这一研究领域壮大与成熟的重要佐证。纵观情报史研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70年代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976年3月在《美国情报科学学会通报》杂志上发表了由22位情报学家撰写的55页篇幅的有关描述美国情报科学机构的论文;一年后,谢拉和克利夫兰合作在《情报科学技术年评》上发表了题为《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一文,论述了美国情报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基础;


1989年唐纳德·P·哈默编辑出版了由12位作者撰写的9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情报时代:它的发展,它的影响》;1989年,D.B.Lilly和W.Trice出版了《情报科学史:1945—1985》[4]一书,全面而详实地回顾了1945年至1985年的世界情报科学,特别是美国情报科学的发展历程,为情报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蓝本和典范;


1995年,P.S.Richards在其论著《情报科学和冷战结束》[5]中,以丰富的史实勾画出冷战期间世界情报科学发展的脉络,并描绘了冷战结束后的情报科学发展方向。


我国的情报实践和情报理论研究是在图书情报工作、科技情报工作与综合情报工作的演进中得以体现,并且,随着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充实。这也正是我国情报事业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中,我国情报学领域内的学者们对情报史研究也多有涉猎,譬如,在科技情报史研究方面,有杨沛霆教授的《科技情报工作发展简史》(上、下)[6]两篇论文发表;在情报学说史方面,《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7]一书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情报学说史研究的典范;


对情报人物及情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布鲁克斯与现代情报学的发展》[8]、《布鲁克斯的学术思想史研究》[9]和《论武衡科技情报思想》[10]为代表;而《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11]一文,则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去考察情报史研究的观念变迁;


《外国情报史》[12]一书则是以国别体的体例,分别对世界各国的国家间谍情报工作发展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此外,零散地存在一些的关于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回顾性文章,分别评述了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几十年的历史成就与历史贡献,对未来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各种观点。


从整体看,情报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①如同整个情报学的研究一样,情报史研究起步较晚,并且晚于情报学其它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的研究;

②学术研究成果有限,研究情报史的学者(包括情报学与历史学领域)也不多;

③情报史在教学领域方面的渗透力不强,几乎没有开设情报史方面的课程;

④相对于情报科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说,情报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系统。


这些特点与不足也正是情报史研究不成熟的表现。但情报史研究还是必要的。因为:

①情报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情报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实践与历史资料;

②情报学各专业史研究已有先例,并提供了典范;

③情报实践工作与情报理论研究都需要总结过去,指导未来;

④情报学专业史的研究,是情报基础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情报学理论研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加强了情报学的理论建设。


3、情报史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3.1情报史研究的对象

情报实践与情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情报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自然地成为情报史研究的对象,即情报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情报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人物、活动与事件;情报实践以及在其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情报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具体包括情报学术思想、情报学发展、情报事业发展、情报学说、情报人物、情报技术、情报机构与国家情报政策等。


3.2情报史研究的任务

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理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知往事,以鉴当今”。


情报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在情报现象普泛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探讨情报实践的规律,提出情报理论建设的原则、方法、任务与目标来指导情报实践,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情报实践最具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特性,即它是适应一个时代(社会)的(情报用户)需要而存在的,脱离了社会实际需求的情报活动,是无助于情报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的,这样反而使自身走入了绝境,而情报史研究则提供了借鉴作用。


我国情报史研究的对象是我国情报现象与情报实践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人物、活动与事件及其历史意义与发展规律。它运用具体的史料,阐明我国各时期、各阶段的情报现象与情报实践活动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它研究的宗旨在于提高人们对情报现象和情报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为我国今后的情报业发展提供诸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4、情报史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情报学是以情报现象与情报交流为研究对象,并以此来构建整个情报学理论体系框架的。根据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的观点,将情报学理论体系大体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部分,称为“理论情报学”;

第二部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部分;

第三部分是情报学理论的应用部分,称之为“应用情报学”[2]。


在该划分体系中,“情报学术思想史”被列入了“理论情报学”研究部分。同时,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3]也确立了情报学术思想史在情报学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而情报学史在国家标准中处于情报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情报经济学等并列为三级学科。


另外,在《现代情报学理论》[13]一书中,也同样提及了情报学史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


以上说明情报史研究已经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表明情报学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动向。


而美国学者D.B.Lilly和W.Trice所著的《情报科学史》[14]和我国学者张新华所著《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7]等两部专著代表了情报学专业史研究的杰出成果。


我们认为,情报学理论体系中的“理论情报学”部分应该划由基础理论、理论基础研究和情报学专业史研究两大部分构成。


其中,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应该包括:情报学术思想史、情报学史、情报事业发展史、情报学说史、情报人物、情报技术发展与情报机构建设沿革等。


以上表明,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已经成为整个情报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情报学基础理论与情报学专业史研究是构建“理论情报学”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目的是为了揭示情报本质与情报实践的活动规律,解决人们对情报与情报实践的基本认识问题

情报基础理论的研究侧重于横向研究,高度地抽象概括,从而反映情报实践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而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则侧重于纵向研究,以历史事实说话(但不是简单地罗列史实),探求情报实践的发展历程、历史规律与历史意义。

5、情报史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情报史的研究对于历史学与情报学两个领域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充实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加强了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并对情报实践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其次,它对未来的情报工作与情报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加强情报学专业学生对本学科发展史的了解。

因此,情报学各专业史研究与教学理当成为情报学教育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的存在就象法制史对于法学专业教育一样重要。

我们认为,情报史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是情报学领域的专业史。从情报科学的角度去考察情报实践与情报理论的发展轨迹,它已经成为情报学研究领域内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就象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影响一样令人瞩目。

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去看,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实践活动以及情报现象的演变,正是世界情报事业发展的一般历程,其中涉及到情报人物、活动与事件,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考察,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和发展。

6、情报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手段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15]这是对科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的精辟论述。而科学研究的初期往往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而陷于困境。

“一般来说,新学科方法论的建立,总是从移植、借用其他学科方法入手,或是在大量移植、借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改造……而后才是创新。”[16]我们认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衡量一门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它有助于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也有助于对社会实践的正确把握。

因此,如何确立情报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乃是情报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由于情报史研究起步晚,研究的方法与体系还不成熟,因此还不具备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但它天然地借助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科学和情报科学中成熟的、系统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使得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学与情报学及其它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与综合的特征。

情报史研究本身就是对新知识的探求过程,科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熟悉和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可以不断地从情报实践中创新知识。正如巴甫洛夫说的那样:“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的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17]

情报史研究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来阐明情报实践与情报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体把握情报实践的特征与发展趋势。而具体方法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具体运用和操作。

6.1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阐释情报现象

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指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在考察和判断任何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时,都要从其产生、出现和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不是以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苛求古人,不应以今天的环境来判断历史的是是非非,即一切从具体的时间、地点为转移,把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得出客观的结论。

在情报史研究中,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尤为重要,它无形地制约着我们不可主观臆断、以偏概全,也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去苛求某些标准,而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情报史研究。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6.2情报史研究中的逻辑分析法

所谓逻辑分析方法是指撇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揭示历史过程中最深刻的、最本质的,即规律性的东西的一般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是相一致的。


研究情报史自然地要以情报实践的历史顺序和时间先后为序。但是,在情报事业发展的分期研究中,我们不能机械地按照时间顺序划分,而应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考虑安排史料。因此,在划分时应充分考虑情报实践的内在逻辑发展的规律性。


在情报史研究中只有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才能避免简单地将情报史写成由史料按编年顺序堆砌而成的历史记录式的文本。虽有史料,但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情报史将无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也无助于揭示情报实践发展的历史规律。


6.3情报史研究中的普遍联系法

在对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程中,运用普遍联系的方法,是科学的和必要的。历史现象的发生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在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的,脱离这一历史环境,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将会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那么,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现象或人物的某一方面(或是积极的方面,或是消极的方面),而无法认识它的本质与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进行情报史研究时,应当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综合分析情报现象与情报人物相关的因素。


6.4情报史研究中的比较法

比较方法是确定对象之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一定的原则,把彼此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两个或两类以上的事物加以分析、对比,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特别本质及其共同规律的一种科学思维过程和操作方法。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是比较方法得以运用的客观基础。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有认识。比较的形式与方法主要有:定性比较法、定量比较法和类比法3种。为了能正确地进行比较,得出科学而客观的结论,在比较时必须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确定比较标准,要避免把事物的偶然现象作为根据进行比较。


比较的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比较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列宁认为:“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任何比较都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


所以在运用时不能将之固定化、绝对化,要防止不顾内容的形式主义的比较。对于情报史研究的专门方法或特殊方法,我们可以从传统历史学领域和情报学研究领域进行运用和借鉴。例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计量历史学与计量情报学的研究方法等。


6.5情报史的编撰方法

从情报实践的发展特点、规律和情报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以情报理论研究的进展为参照,勾勒出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科学的,是实事求是的。


而以政治时期来划分情报事业发展的阶段,这是不适合科学史编撰方法与原则的,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


因为,科学本身是一个连续发展带有极强的内在联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总是与社会政治发展相同步的。


在各种科学史或学科专业史的编撰方法中,以乔治·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实证知识积累的历史。


科学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无一遗漏地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及其产生、发展都记录下来,按照年代的顺序编写出来。


萨顿的代表巨著《科学史导论》也正是按照这一思想来撰写的,他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单元,逐个地考证过去年代在许多知识部门里出现过的实证知识。但是,正如本文上面所述,实际上萨顿所倡导的“实证主义”编史方法掩盖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人为地将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发展的科学不顾逻辑地、生硬地割裂开来。


而以亚里山大·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写方法,它注重追溯科学概念的内在逻辑发展线索。在他的代表作《伽利略研究》一书中,柯瓦雷以“概念分析方法”揭示了近代科学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基本观念的变化。这种编史方法对于科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以及学科发展史的研究颇具启迪。


文章来源:《情报理论与实践》第23卷2000年第5期

作者:邱允生  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 湖北 430072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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