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情报分析工作?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本文节选自《情报分析心理学》,为情报分析人员列出了一张清单,并总结了一系列小窍门。同时,它还给情报工作管理者提出了建议,以帮助他们创造有利于改进情报分析工作的环境。

如何才能改进情报分析工作?这的确是一个挑战。有许多改进情报分析工作的传统方法,比如,为分析人员搜集更多更好的信息,改变分析流程的管理模式,增加分析人员的数量,为分析人员提供学习语言和国别地区知识的机会来提高其实质专业素养,完善雇员遴选和留用标准,改进报告撰写技巧,理顺情报分析人员与情报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情报分析产品的类型,等等。

以上方法都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分析工作首先是一个思维过程,而各个层次的分析人员却习惯于忽视如何改进思维这个问题。因此,为了吃透改进情报分析工作这个问题的核心和精髓,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影响和引导分析人员的思维过程本身。

一、为情报分析人员准备的清单

下面的清单为分析人员归纳了在分析过程中避免陷阱的指导原则。依据这些指导原则工作,分析人员能够避免犯下可避免的错误,井提高判断的正确率。下面的讨论围绕分析过程中的六个关键步骤展开,它们分别是:定义问题、提出假设, 搜集信息,评估假设,选择最可能的假设以及对新信息的持续监控。

(一)定义问题

作为分析人员, 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或用户已经提出了正确问题。我们要敢于大胆地向上级提出建议,对任务要求做出修改。因为提出要求的决策者可能并未充分考虑他们自己的需求,或者所提的要求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遭到了曲解。我们可能比决策者本人更加清楚他们需要什么,应该需要什么或者可以怎么做。一开始时, 我们务必就要让上级明白,在分析质量与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任务这两者间存在着取舍关系。

(二) 提出假设

作为分析人员,我们要确定所有需要考虑且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首先,通过咨询同事和业外专家,我们要在单上列出尽可能多的观点。做这一步工作时,要采取头脑风暴的方式,做到自由讨论,集思广益,直到提出所有观点之后再开始判断。

然后,我们将观点清单上的假设减少到可正式开展分析的合适数量,再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这样假设中主要包括个有关欺骗的假设,即某国或某组织正在为影响我们的认知或行动,而采取拒止与欺骗的措施。

在这一阶段,我们不要仅仅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某个合理的假设就排除它,尤其是有关欺骗的假设。如果某国正通过拒止与欺骗来隐藏真实目的,我们就不要指望在细致分析这种可能性前,就能掌握与之相关的任何证据。有关欺骗的假设,以及其他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似乎合理的假设都应该纳入下步的分析工作中, 只有在仔细思考 并找到有力的反证后才能排除。

(三)搜集信息

作为分析人员,如果我们仅仅被动地依赖那些自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很可能无法解决所有的分析问题。为了完成工作,我们有可能需要四下寻找,挖掘更多信息。要与情报搜集人员、行动分局的其他工作人员或情报的最初分析工作者建立联系,这样常常能获得新信息。另外,我们还要通过学术专家、外国报纸和专业期刊来做搜集工作。

我们要针对所有合理的假设来搜集信息,而不是只针对那个似乎最可能的假设,以便评估所有假设。分析人员研究那些原本未被认真考虑的假设时,常常会被引入出乎意料的和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如果我们要评估某个欺骗的可能性,就需要评估该国或组织采取拒止与欺骗行动的动机、机会和手段。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我们的人力和技术情报搜集力量的优势和劣势。

在搜集关于各个假设的相关信息时,不要急于判断,这点相当重要。人们很容易依据极少的信息对某个假设形成印象,而且一旦形成,印象就难以改变。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经知道了答案, 就要反问什么信息会让自己改变想法,然后再去寻找相应的信息。

我们要尽量提出不同的假设,这样才能有机会平等地对待这些假设,从而发现某些假设并没有我们刚开始设想的那样可信。然后,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提出某个不同的假设,通常会增大该假设成立的概率。“无论最终目的是侦破案件还是情报预测,出色的侦探必不可少的一项素质,就是始终愿意从不同的角度、主流的或非主流的假设出发,去思考手中的材料。”

(四)评估假设

即使有那么多的证据支持之前我们感觉最有可能的那个假设,我们也不能被误导。同样的证据可能符合几个不同的假设。我们要集中精力提出论据来反驳假设,而不应尽力证实它们。换言之,要特别关注那些证明某个或某几个假设比其他假设更不可能成立的证据或假定前提。

我们要承认,可能正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证据的假定前提,而非证据本身推动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某些假定前提涉及某国国家利益及该国国内情况,那它们就格外重要。只要我们在分析中清晰阐述了某些假定前提,而且分析了结论对它们的敏感性,那么这些假定前提就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假定前提,是否会导致对证据的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矩阵方法,追踪证据及其与各个不同假设之间的联系。要对各种认知偏见保持警惕,特别是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怎样从某国的角度看待某种形势,此时产生的偏见就相当危险。不要为了弥补我们认识的不足,就把我们在类似情况下可能的行为,套用到另一行为体身上, 认为后者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行为。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对某国的国家利益与决策过程的认知,通常与该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及其内部实际决策过程并不一致。比如1989-1990年间,众多中东问题分析人员显然都想当然地认为,为了在漫长的两伊战争之后复苏经济,伊拉克将进行部分裁军。他们还相信, 巴格达认为攻击某个阿拉伯邻国并不符合伊拉克的最高利益。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分析人员都估计错了。

在对某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判断时,我们要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去咨询所有可能最了解该国政府实际想法及决策模式的专家们。

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外国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理性决策而做出的。要意识到政府的行为有时候是半独立的官僚机构之间讨价还价、在不恰当的条件下按照标准操作流程行事、意外后果、没有遵从指令、混乱、事故或巧合的结果。

 (五)选择最可能的假设

作为情报分析人员,我们要通过证伪而非证实假设来推动工作。概率最大或最可能的假设,往往是不利证据最少而非有利证据最多的那个假设。

阐述结论时,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被考虑过的所有合理假设。要列举出那些支持我们判断的论据和证据,还应简要说明为何其他假设被排除或被认为发生概率较小。为了避免表达模糊,在表述关键判断的不确定性之后,我们要在括号内注明发生的几率或概率的范围。

 (六)对新信息的持续监控

在这个快速变化和随机发展的世界,分析结论常常只具有暂时意义。当我们获得的新信息改变了自己对形势的认识时,形势或许会发生变化,也或许会保持不变。对那些需要寻找且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概率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我们要明确界定。

作为分析人员,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新信息与之前所理解的不相符时产生的意外感。要考虑这些意外的信息是否与其他假设一致。无论多么细微的一两条意外信息,都可能是需要调整我们对当前情况的认识的最早线索,因为它们说明这种认识并不完整,甚至可能有重大错误。

二、对情报分析工作的管理

这里要讨论情报分析工作的管理人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情报分析工作卓越发展的组织环境。这些措施可以被归纳为四大类,即研究、培训、接触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及指导分析产品。

 (一) 支持开展研究工作

管理人员应该支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以便加深自己对情报判断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过程的理解。他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情报分析工作中涉及的思维技巧,如何针对求职者测试这些技巧,以及如何训练分析人员提高这些技巧。

同样,分析人员也需要更充分地理解认知的局限性如何影响情报分析,以及如何才能将其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他们需要简单的工具和技巧的帮助,避免犯下本可以避免的错误。这里面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但大家应从何处开始,也很难知晓。

被征募进入情报界工作的学者,应当包括认知心理学家和其他背景各异且有兴趣研究情报分析思维过程的学者。情报界应当为那些有前途而又愿意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学者设立博士后岗位。通过这些努力,假以时日,对分析人员应如何进行分析判断,以及哪些工具或技巧有助于他们判断,大家就会建立更好的认识基础。

管理人员还应该支持研究情报分析人员的思维模式和内在思维模型。由于这些思维模式或模型构成了分析人员观察外国动向的“屏幕”或“镜头”,研究这些“镜头”的特性,与直接研究外国问题本身样有助于形成准确的判断。

(二)培训

针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培训,大多数都侧重于组织流程、写作风格以及方法论技巧等。文笔清晰的分析人员一般被认为思维清晰。但依据错误的分析流程也可能得出清淅而有力的论据,只不过这些论据支持的是错误的手断。 对情报判断涉及的思维和推理过程,以及可降低或克服分析工作中的认知障碍的工具,我们应该增加培训时间。

培训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不时地为学员提供建议和帮助,效果就会更好。在很多领域,一个经验丰富的教员如果能持续监控和指导学员们的表现,是对课堂讲授的有益补充,情报分析领域的培训也不例外。这本应是部门领导或资深分析人员的工作,但他们却经常忙于应付任务而无暇顾及。

为了指导新分析人员或向处理极难问题的分析人员提供咨询,我们值得花时间思考如何组建一支分析培训师队伍。许多行业都有的“SCORE制度”是一个选择。SCORE 意为“退休行政人员资深顾问团”(Senior Corps of Retired Executives),是由退休行政人员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其成员自愿为刚刚创业的年轻企业家提供咨询。我们应该组建一个退休分析人员小团体,成员应当不仅拥有值得传授给新分析人员的工作技能和价值观,而且自愿(或受雇)每周花几天时间为年轻分析人员提供指导建议。

我们应该要求新入行的分析人员阅读情报分析的专业书籍和文章,每月抽出半天时间参加讨论会,交流阅读心得和成长的体会。类似的自愿交流学习项目也可以在经验丰富的分析人员中开展。这样做可以帮助分析人员更清楚自己在分析时使用的方法。除了教育作用外,就情报分析的问题开展阅读和讨论,也有助于分析人员彼此间形成共同经验和语汇,并与管理人员进行沟通。

笔者建议将以下作品列为分析人员的必读著作: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格拉汉姆.阿利森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欧内斯特.梅的《前车之鉴:美国外交政策中运用历史经验的成败得失》;伊弗雷姆.卡姆的《突袭》;理查德.贝茨的《分析、战争与决策:情报失误为何无法避免》;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罗宾.霍格思的《判断与选择》。虽然这些书籍和文章都是多年前的著作,但它们都是具备永恒价值的经典作品。毫无疑问,当代的分析人员还可以推荐其他著作。有关中情局与情报界针对情报失误进行事后分析的内容,也应该纳入这个阅读项目。

为了强化整个组织的记忆和学习,一切重大情报失误都应彻底进行事后分析,而且也需要研究分析工作(区别于搜集工作)的成功案例。经过整理校订后,成败两方面的分析都应集中管理,以便分析人员研究和识别情报分析失误和成功各自的普遍特征。对分析工作成败得失的事后因果分析的案例和结论,应当在组织内广泛传播,并应用于培训课程之中,以提高大家对有关分析工作问题的认识。

为了激励分析人员向经验学习,在没有出现重大情报失误的情况下,管理人员也应该要求对分析工作的表现进行经常性、系统性的事后评估。从某一个正确或不正确的判断,我们并不能得出分析人员思维模式正确与否的结论,因为只有被后续事件证明或未能证明的一系列相关判断才能反映出该分析人员的思维模式正确与否。

要获得对过去判断准确性的系统反馈,通常很困难或是根本不可能,在政治情报领域尤其如此。对政治情报问题的判断通常都使用不精确的词语,而且还受到其他发展变化的影响。即使事后分析,我们也无法找到客观标准来评估绝大部分政治情报判断在当时的精准性。

然而,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预测通常都是与数量相关的, 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对分析工作的系统性反馈。对那些会定时更新情报预测的领域,事后评估应作为标准程序确定下来。但只有当事后评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工作而进行的客观研究,而不是找个替罪羊或追究责任时,事后评估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也说明,即使事后评估会牺牲一定的客观性,但也应该成为组织内的一项日常工作。

(三)接触不同的思维模式

官僚体制的现实会产生要求意见一致的巨大压力。管理人员应该主动作为,确保在情报界内相互竞争的合理观点最终都能出现。分析人员需要有一种安全感才敢于表达刚萌芽的新观点,大胆讨论别人的观点,而不需要害怕偏离了已有的正统观念而遭到指责。

《情报分析心理学》的大部分讨论内容都是帮助分析人员对不同观点保持开放思维的方法。管理人员也可以为此提供帮助,大力开展使分析人员接触到不同观点的活动,如咨询业外专家、举办分析辩论会、开展分析竞赛、提出相反观点(扮演“魔鬼代言人”),进行模拟推演,以及开展跨学科的头脑风暴等。

当要做出基于外国文化的重大判断时,情报分析人员常常会出现大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所说的“所有人都像我们这么想”的思维,而咨询业外专家是避开这一陷阱极为重要的手段。相较于业外专家,分析人员在对象国家内生活的时间一般要短, 吸收理解该国文化的机会也少。如果分析人员不能理解某一外国的文化, 就不能从该国政府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于是,他们就容易形成错误的镜像思维,即臆断别国领导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自己相同。分析人员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双方处境相似,别国也会采取与我们一样的行动。

镜像思维是一个常见的分析失误的根源,据说也是情报界未能预测印度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的重要原因。大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领导一个美国政府小组对此事进行了分析后,他建议,只要出现如1998年印度民族主义者赢得选举并执政这样可能导致政策变化的重大事件,我们都应该更系统地咨询业外专家的意见。

分析报告发布之前对其进行审核,会为我们从不同视角分析问题提供另一个机会。对分析人员寻找和评估证据时使用的思维模型,审核流程应该明确进行质疑。比如,分析人员在报告中是否讨论了做出主要判断时所依据的假定条件?分析人员曾经考虑但最终排除的假设是哪些,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会使分析人员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理想状况下,这种审核应该有来自分析报告所涉问题之外领域的分析人员参与。同一部门或领域的分析人员往往会有相似的思维模式。过去的经验显示,邀请其他部门的专家参与审核,这种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审核的意义重大。因为他们观察和提出的问题,常常是报告的作者从未发现或思考过的。由于他们并不十分关注报告的内容,就更容易找到相关假定前提,能更好地评估论点、内在一致性、逻辑性,以及确定证据与最终结论之间的关系。参与审核的人也能够从中受益,在不受分析议题影响下学习优秀分析工作的标准。

(四)指导分析产品

对于关键议题,管理人员应拒绝大多数只提出单一结果的分析, 因为这种分析反映的是分析人员仅关注自己认为很可能正在或将要发生什么,是一种单一思维。如果失误导致的后果无法承受,或是敌方进行欺骗的概率极大时,管理人员应要求分析人采取系统性分析步骤,明确曾经考虑过的所有假设,阐明为什么这些假设不太可能,并清晰表述事件不按预期发展的概率。

甚至在分析人员坚信事件不会发生的概率为75%时,它还是会有25%的发生概率,明确说明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为决策者界定问题。决策者就会考虑:“25%的可能性是否值得去制订应急预案?”

比如,如果可能性较小的那个假设,正是新一届印度政府会履行其竞选承诺而进行核试验(就像近来发生的情况那样),那么,25%的可能性就足以要求提高技术搜集系统的警戒级别。

诸如“可能”、“很可能”、“不太可能”,“也许”和“有可能”等表述不确定性的词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模糊和误解的根源。这些词语本身没有任何内涵。但读者或听者会通过它们所在的语境,以及自己脑海中关于讨论议题的既有观念,来赋予它们不同的涵义。情报用户对表述不精确的可能性判断的理解,则常常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而倾向于同自身既有观点保持一致。这就意味着情报报告的价值会被低估,对用户的判断影响甚微。当涉及决策者在处理那些需要制订应急计划的“小概率、大影响”的危险时,这种模糊性尤为麻烦。

情报分析工作的管理人员需要向分析人员明确说明,只要后者能够清楚地向读者说明不确定的程度、根源以及能让形势变得清晰的标志性信号,结论中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并无大碍。在括号中以几率比值或数字形式注明发生概率的范围,这应成为标准作业程序。

对那些一旦发生就可能对国家政策造成重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如果管理人员能够分配更多的资源去继续监控和分析,就能减小未来遭遇突发意外的可能性。分析人员往往出于自身原因,不愿意花费时间去研究他们认为不会发生的事件,因为虽然意外事件一旦发生就会毁了分析人员的职业生涯,但研究它们却也无助于他们事业的发展。在日常跟踪时事动态的压力下,管理人员和分析人员有必要清晰明确哪些是“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并分配相应资源加以分析和涵盖。

要确定哪些小概率事件值得分配资源加以研究,有一条指导原则,也就是要问下面这个问题:“无论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多小,一旦决策者充分理解风险的存在,是否就会立即制订应急计划,或者采取某种形式的预防或先制行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可能性似乎很小,我们也应该分配资源展开分析。

情报工作的管理人员应该支持对关键问题进行定期而彻底的分析评估,以此避免增量分析方法产生的陷阱。如果信息是通过长期点滴积累而获得的,那么就容易被分析人员的既有观念同化。任何一条单独的信息,都不足以改变分析人员的既有观点。虽然大量信息中的各种情况累加起来意义重大,但除非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否则作用就会削弱。

最后,管理人员应把分析工作的作用与局限告知给情报用户,应当为评估分析工作确定一系列现实的预期目标并以此作为标准。

三、结论

情报分析工作是可以改进的!通常,情报分析人员要面对不完整和模糊的信息,而《情报分析心理学》讨论的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可以保证分析人员总能从这样的信息中得出精准的结论。情报失误必然会不时发生。然面,综合采取本书讨论的措施,无疑能够提高分析人员的成功率。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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